1917年中医防疫在大同获得成功。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，当河北廊坊再次出现疫情时，中医防疫队义不容辞再次出发。
除了参加过大同防疫的杨浩如、陈伯雅、陈企董、孔伯华，上一次留守京城的张菊人也加入了廊坊防疫的队伍。
参与大同、廊坊防疫的中医名家，左起依次为杨浩如、孔伯华、陈企董、陈伯雅、张菊人。
以上这几位名医中，杨浩如当时任外城官医院（宣武中医院前身）院长，是早期的“京城四大名医”之一；张菊人建国后曾担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；孔伯华后来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，是后期“京城四大名医”之一；而陈伯雅不幸在这次防疫工作中献身。
中医名家马龙伯在《先师孔伯华先生》一文中提到了此次廊坊防疫——
“次年夏秋之交，廊坊一带，虎疫（即霍乱）又起。……当时疫情猖撅，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，有朝病而夕死者，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”
孔伯华先生本人也写道：“本地有‘今夕聚首言欢，明朝人鬼异域’之谣，真令人不寒而栗。”
防疫队一行到达廊坊后驻扎在学校里，并传出消息，等待患者就诊。但奇怪的是，虽然疫情已经非常严重，但在起初的几天里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就诊。
原来大家都不相信医生，反倒更相信菩萨，宁愿在家求神拜佛。
事不宜迟。防疫队当即决定，由陈伯雅在学校里留守，其他人则沿街挨家挨户走访，边治疗，边宣传。
疗效就是最好的宣传。几天过后，当地百姓看到防疫队治疗确实有效，态度马上发生了180度大转弯。防疫队每到一处，当地都“相率欢迎，竞相求治。因此全活甚多。”。
与此同时，在学校里独自留守的陈伯雅也迎来大批求治者，以致“应接不暇”。由于工作量巨大劳力劳心，再加上年龄较大，陈伯雅在廊坊防疫结束后不久后便即辞世，让众位同仁嗟叹不已。
总的来说，大同、廊坊两次疫情中，中医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。因此，防疫会会长江朝宗事后建议将治疫经验著述成书，“君皆名下士也，曷各出其卓学杰识，著成不易之书，以为后来防治准绳乎？”
于是就有了这本有两位国家元首题序的《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》。
线装本《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》
廊坊疫情以霍乱为主。但在治疗霍乱的过程中，孔伯华发现同时还有痢疾流行，于是把治疗经验总结为《赤痢证治》一书，后来编入再版的《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》。
孔伯华在书中特别提到，西医至今仍对痢疾缺乏有效手段，但中医在数千年前便已有针对治法。“观丁氏福保赤痢原文，所论赤痢之病状暨原因，与中国方书所谓痢疾相符，但轻重混合，未能分晰。虽谓之为一种原虫寄生于腹，流行传染，害人生命，然又自谓医者之意见尚未一定，而隔离看护则同于瘟疫，且食以肉汁、鸡卵、乳汁、酒类，百人中死七十人之多。亦云惨矣。是病中国数千年前，已经发明其治法，迄今而大备，治愈者多，而死者少。”
《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》提到的“传染病八种”，其实并不是中医的分类，而是借鉴了日本相关规定中八种急性传染病的说法。
曹元森在本书自序中说，“（民国政府）内务部即以日本法律所指定之百斯笃、虎列拉、肠窒扶斯、发疹窒扶斯、猩红热、赤痢、天然痘、实夫的里八种之传染病，列为防疫之必要。”
这八种传染病译名，分别对应鼠疫、霍乱、白喉、癍疹、猩红热、痢疾、天花、伤寒。曹元森表示，当时日欧诸国对这些疾病缺乏了解，“但知传染之速，而不知病证之缘由……故列此八种之名，以为行防无治而已。”
曹元森同时表示，“中国之于八种精于医理者，皆以为有恃无恐者也。惟日欧各国，最畏此八种，谓之急性传染病，不及治，亦不能治。凡遇此证，惟听其死，或速其死，以为消洱之计而已。中国人士熟不加察，凡外人之所畏者亦畏之，外人之认为不治者亦不治之……卑有病此八种之一者，生则隔离，死则消毒，以免传染。其用心固可谓爱民，而其实则不啻害民也。”
大致意思就是说，外国人认为这些急性传染病都来不及治，也没办法治。中国人没有仔细研究，只要是外国人认为治不了，中国人也以为治不了，所以干脆就不治。一旦有人生了这八种病之一，活人要隔离，死人要消毒。看上去是爱民，其实是在害民。
这本小书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。其实原来只准备写一期，没想到东拉西扯写了这么多，算是向各位前辈致敬。医者仁心，名不虚传！
